济宁的妓院之设，自明初会通河（即今老运河）疏浚畅通以后，市面繁荣，沿河两岸的街道上妓馆、娼寮应运而生，如靠近运河码头的果子巷、安阜街，草桥口附近的文、武胜街等沿河一带都是早年的妓女群居之地。后来，由于通衢大道上的商业日渐发展，遂将妓院驱往较为偏僻的小巷里去，所以很多在东南关的白家胡同（今马驿桥南）、小河涯东岸的大、小罗家胡同等处筑室为业。西关文、武胜街的一部分同时也退居城内西南角的周家街、田家园等地。兖济铁路修通后，东南关一带水陆交冲，倍增繁华。果子巷的新旅社、万福来等数十家客栈内艳帜高张，书寓如林。扬州班的莺莺燕燕多如过江之鲫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（日伪时期为了适应日本人冶游的方便，将果子巷的“扬帮”全部迁到南门里的亚东旅馆）。
当时在济宁操妓院“行业”者分“扬帮”和“当地”两大类的班子。所谓“扬帮”如“月宫”、“仙宫”、“新民一号”、“新民二号”等，从鸨儿到姑娘全是江苏的扬州、无锡、南京一带来济宁侨居经营者。著名的“把式”如天红、叫天、红缨子、宝翠、香妃、卿卿、美丽、夜来香、灵芝草等都是红极一时的人物。每天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其室内设备讲究，招待周到，但收费稍昂。所谓“当地”者，其中约有四种等级的差别：一种是西更道街田家班的田凤芝、刘家班的刘风霞，厅门口韩家班的韩桂芬以及郭灵芝、郭玉芝姊妹花的郭家班，邬家街、石门口的南陈与北陈的延秋、延芳、素真等都是较能引诱客人的走红“把式”。这些地方庭院整洁，房屋宽敞，布置清雅，上捐的“把式”有的仅二、三人，有的则以柜上的少老板周旋于显贵熟客之间。过往的闲杂“窑痞”多被谢绝。其次是双凤班、四喜班、少卿班、金铃班、丹凤班等居于当地妓院的二等，人多集居在周家街、田家园一带，上捐的“把式”三至五人不等。小房间以清洁整齐为主，室内陈设较为简单，这类的在本地占多数。每日“客人”熙来攘往，应接不暇。这些人多是地痞、流氓，不务正业的公子少爷，但真正花钱的也不过半数。 居于青龙街（原土山东头，今济宁宾馆、五交店后身的一条小街），大、小罗家胡同一带的则为第三等。虽有门户院落，但房屋狭小，设备简陋，室内一床一桌别为长物。待客的把式或粗俗丑陋，或人老珠黄。其服饰打扮较前者亦相差甚远。最下层为旧时的莲花池、小土山一带的四等土娼。临街亮相，广招“顾客”。矮屋土炕，龌龊不堪。来此光顾的多为外乡农民，过往大兵，三角五毛，速来速走。从业者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条件也就苦不堪言了。这里是多年来社会下层中最悲惨的一角。 妓院的组织一般有老板（亦称鸨母）、叉杆（老板的男人或姘夫）、姑娘（即妓女，亦称把式）、妈妈（女勤杂，俗称大茶壶）等组成一个庞大的班子。需在当地机关上捐报税，登记注册后方准挂灯（牌）营业。 妓女与老板的关系各有不同，大体分为：（一）柜上的把式，即老板的生女、养女或儿媳。如果年龄较大、下水时间较长，也有呼之为少老板的。（二）押账的把式，就是妓女的亲属以女孩作质，在妓院老板手中借用若干元的押金，着其女在该班操此皮肉生涯，一旦将所借押金全数归还后，即可赎身，女孩才有自由的身子，否则，这女孩完全属于老板所有，将沦为终身妓女。（三）搭住的把式，这类妓女比较自由，双方通过协议，形同合作生意，妓女的去留可以随便，不受老板的约束，这班不合还可以到那班协商搭住。 妓院由老板全部投资经营，平时的一切开支也全归老板负担，如房舍的租赁，家具的购置，妓女交捐以及衣服、鞋、袜、脂粉、化妆、伙食等费用全部在内。若是柜上的“把式”和押账的“把式”，那就将接客的收入全数尽交老板；若是搭住的把式，就需根据协议的条件双方分帐，大约最低三七，最高对半，但搭住的交捐及服装、脂粉等费概归妓女自理。 妓院中接待“客人”的方式一般可分为：（一）住局，即客人在那里宿夜。（二）拉铺，即嫖客与“把式”进行一次临时交易。（三）上盘子，即嫖客到院中挑选一名合意的把式陪伴，由老板送来一壶清茶、一盒香烟（一般是大前门）、两碟茶肴（一般是黑瓜子），由选中的“把式”点烟倒茶，相陪谈笑。大约玩耍一至二小时客人自动散去。若是熟客即为某姑娘的客，每次都需要由某陪伴，不得另挑他人，否则即为“跳槽”。“把式”们也不得招揽同行的客人，否则即为“拉客”，相互间就会掀起“争风吃醋”的风波。客人如果同时二三人一块去玩，各自挑人上盘也可，其中一人上盘，其他人为“喝偏”也可。如果随后单去必须另选别人，否则即为“割靴腰子”。以上这些情况均为妓院之大忌。（四）出条子，即把妓女从院中叫出来。其中可分两种：一是“夜局”，就是叫到旅馆或其他寓所陪宿。二是“饭局”，是叫到饭馆侑酒待客。席间灯红酒绿，轻歌曼舞。真是富人一席酒，贫家半年粮。 根据调查，以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例，本地妓院的一般价格分别为：上等班子“住局”十元至二十元，“拉铺”五元；中下等有的一、二元；在土山、莲花池的土娼中称“关门”，约三至五角。“上盘子”和“出条子”（上等妓院有）二元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社会动荡，物价不稳，通货膨胀，瞬息万变，但妓院价格没有什么大的调整，就这样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。所以当时社会上有“火车、邮票、盐，妓女、公务员，一般不涨钱”的说法。 妓女生涯从外观看，人人穿绫裹缎，珠环翠绕，个个粉面油头，笑逐颜开，但她们每天生张熟魏，送旧迎新，纵然身体偶有不适，也必须强颜欢笑，周旋于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等之间。遇有权贵、流氓，亦须逆来顺受，勉力应付，倘有简慢、失误，便会遭致恶棍、窑痞的无理责难，因而“砸窑子”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。一旦得罪了嫖客，老板毒打妓女的事更是层出不穷。这种“绮罗帐里夜夜伴'新郎’”的生涯，真是笑在外表苦在心里！ 妓院的老鸨素以虚伪、狡黠、欲壑难填为共性。她们既让“把式”热情笼络嫖客，又需防范妓客之间男女真情的流露。在每个妓院中，老板常选风流美貌，手婉灵活的妓女一、二人，培养他们所谓“交际场”中的各种技艺。如教唱几段皮簧、小调、流行歌曲，以待客人中有顾曲周郎之兴者。随时可以找来琴师，来两段《女起解》、《鸿鸾禧》、《大劈棺》之类的清唱，或《桃花江》、《妹妹我爱你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等黄色歌曲，以助嫖客余兴。但唱完后客人得另出赏金。琴师一份名为“响弦”。“把式”一份为“润嗓”。这项花销大约三至五元不等。如果嫖客中有好方城之战者，也可在妓院中摆上四圈麻将，红中白板呼么喝六，散局后不管张爷输李爷赢，钱全部丢到彩钱里，这种形式名曰“捧牌”。如果嫖客中素有阿芙蓉癖者如果想就地过瘾，马上可以摆出一套精致的烟具，便可“一塌横陈，吞云吐雾”。这些清唱、打牌、烤烟、豁拳之类的特技，每个“台柱把式”都要熟练掌握。老板对她们视为摇钱树，平时防范甚严，绝不轻易放手，妓院中最能使老鸨发财的一条门路是，平时蓄养一两个少女，使其耳薰目染风尘中的种种切切，再教以各种笼络客人的温存手段，到了豆蔻年华含苞待展之际，艳帜一张，花名一报，便下水接客。但此时必须光卖“盘子”不买“局”。这样的“把式”叫做“清倌”，等到声名大噪后即可善价待沽。遇有达官显贵或是纨袴公子，协议成交，称为“成人”或“打头客”，其条件那就没有固定的标准了。在当时或一百元或二百元或三百元、五百元不等。除正项外，还需要开销喜钱、赏钱、脂粉钱、服装钱、酒筵钱……直到客人床头金尽，才算了结这份孽债。妓院中如果做成这笔生意，老板便可大发一笔奇财。另外，在妓女“从良”的机会上老板横敲竹杠，也可发一笔横财。 济宁的妓院“行业”，自民国以来，归警察局管理和收捐。当时在本城注册营业的扬班三十多家，当地班五六十家，总计从业人数约三四百名。此处所谓“暗娼”、“转运”、“借地拉马”之类尚不在其数。名牌妓女每人每月交警察局的“花捐”是三元。但是人数并非绝对固定，如遇有病、出外、从良等情况，也可临时申请退捐。有的老板与警察局主管人员搞好关系，便以种种理由少报几人的花捐。到了日伪时期，对妓女增加了两项前所未有的措施。一是组织成立“书寓业公会”，以赵兰海（男）为会长，从业者均为当然会员（可能还要交点会费）。每开大会，妓女们也要整队参加。二是从业的妓女每月必须赴县立病院经日本医生作一次检查，如有梅毒者即勒令停业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商人也来济宁设立了多处日本、高丽籍的妓馆，其中规模较大者是“滨乃嘉”、“八千久”等。所以一时日本妓女也充斥于市。他们的同业组织称之为“大日本帝国特殊妇人会”，是专供接待日本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物的。中国人绝无问津者。 妓女和“妓院”是多年来在封建社会中所凝聚的一大症结。多少人受尽蹂躏、摧残，挣扎苟存，多少人忍辱含垢愤恨而死。济宁的妓院直到解放后根据国家禁娼明令始得禁绝。